天安门广场上的摄影师
在天安门做摄影师时，高源经常能遇见“风尘仆仆的游客”，问对方是不是要照相。对方说要等一会儿，自己下了火车直接过来的，要先洗把脸，“脸洗干净，再换件干净整齐的衣服，才能站到天安门前拍照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这是一件庄严的、具有仪式感的事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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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5392字 阅读11分钟后来在天安门做摄影师时，高源经常能遇见“风尘仆仆的游客”，问对方是不是要照相。对方说要等一会儿，自己下了火车直接过来的，要先洗把脸，“脸洗干净，再换件干净整齐的衣服，才能站到天安门前拍照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这是一件庄严的、具有仪式感的事情。”
当时能在天安门前拍照也是一件“奢侈”的事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一张黑白照片的收费是七角五分钱。高源记得，当时“一级工”一天的工资也只有一块钱，他算了一下，“按照工资比例来说，这个价格并不便宜，老百姓照张相不容易。”
到了90年代市场经济开始活跃，人们生活逐渐富裕，天安门照相的价格变成了4张照片收费10元。他遇见过包工头领着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打工仔，“请客”跟天安门合影。
在高源保留的这些照片中，有一张照片的主角是三位布依族妇女。高源记得，亲戚带她们到天安门后，她们将鞋子、衣服一件件换好，“鞋子是新的，是自己绣的布鞋。”最后才在天安门前照相，整个过程很庄重，“她们非常向往，也非常重视这件事。”
高源拍过穿着各个民族服装的人，也有人来北京领奖、拿着各种奖牌和天安门合影，还有穿着婚纱来拍照的人。一对来自云南的老夫妻，拿着老式的结婚证书，想让天安门见证他们50年的爱情。一群曾经的女兵，少女时代曾在广场留影，如今又重新聚在一起，站在当年的位置拍照，纪念青春岁月。
2017年，一次关于高源的视频采访捕捉到了一个场景。一个阴雨天，高源举着伞在招揽生意，“照相了，快的，一分钟快相。”一位穿着红衣服的黑瘦老人独自撑着伞走了过来，手里提着一个红色购物袋，袋子里是一件仔细叠放好的绿色军装。
高源询问后得知，老人年轻时曾经当过村里的民兵排长，这次从河南买了火车站票，历经12个小时来到北京，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生日愿望。他和共和国同一天生日——1949年10月1日，老人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睛亮了，嘴角上扬。
认真穿好那件绿色军装，老人又拿起刮胡刀，刮了刮胡子，然后才走到广场中间，在天安门城楼前敬了个军礼，相机定格了这一瞬间。
高源还保存了很多老兵的照片。一名抗战老兵，曾参加过下花园战役，坐着轮椅到天安门前照相留念。多数老兵拍照时在衣服上挂满了纪念章、军功章，“一生的荣耀都在这里了”。很多老人身形佝偻，眼神也浑浊不清了，可是面对镜头他们仍然会举起右手，缓慢而坚定地敬个军礼，“遇到老兵一定要拍，他们岁数大了，再不拍就没机会了。”
时间回到1979年。
当年，高源从沈阳来到北京，在北京西城服务公司下属的“南长街天安门照相服务部”上班。
在当时的高源看来，天安门是中国人都向往的地方，自己能在这里工作，感觉特别自豪。他给亲戚朋友写信时，直书“以后来北京，到天安门找我！”
在天安门广场给群众拍照源于周恩来总理的指示。根据央视网报道，1958年，周恩来总理批示，要求照相馆走进天安门广场，给群众照相。
高源入行的前半年，先从业务员做起，负责登记客户的基本信息。当时拍照使用的是国产海鸥牌机械相机，拍完照要把胶卷送到专门的地方洗照片，之后再邮寄给客户，“登记时要简单写下顾客的基本特征，比如性别、是否是军人、小孩等，防止寄错。”
半年后，高源才拿起相机，成为一名天安门广场的摄影师。当时使用的相机要手动对焦，排队的人多，就在队伍最前方的取景点地面上画一对脚印，摄影师不动，固定好焦距，游客排好队挨个站在脚印上，摄影师“一抬头一张，流水线操作”。
拍照时，为了保持相机稳定，要将相机背带挂在脖子上，相机使劲往下按，把相机背带绷直，憋一口气不能呼吸，才能保证画面不晃，“需要基本功。”
照片成像也是有“规定”的，不能拍虚了、不能闭眼，毛主席画像一定要拍到。
老师傅教高源，拍照时要学会眼睛看、耳朵听，看顾客拍照时闭没闭眼，听相机的快门声对不对，“一出问题一卷胶卷都废了，人家辛辛苦苦来北京一趟不容易。”
20世纪70年代末，天安门照相点在天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桥和华表之间。80年代初，广场马路整顿，照相点搬到了天安门广场西侧。当时国旗周围还没有安装护栏，摄影师在国旗附近拿根绳一拦，就是照相的排队区域了。
20世纪80年代初，广场上出现了彩色照相机。80年代末期，可自动对焦的相机开始使用，摄影师可以移动给顾客拍照了，从以天安门城楼为背景拍一张照片，变成了拍四张照片。顾客站在天安门广场最中间，分别背对人民英雄纪念碑与毛主席纪念堂、人民大会堂、国家博物院、国旗连着天安门城楼，四个方向四张照片，广场上的建筑就可以全部收入镜头里。
几年后，取照时间变成两小时，取消了邮寄，由顾客亲自取回。
到了2005年，数码相机广泛使用，半小时就能洗出来。再后来，随着相机和智能手机的普及，排队拍照的人变少了，但是每个客户拍的张数变多了，高源和同事们在广场四处寻顾客拍照，“拍出来的照片更加个性化，顾客要求怎么样拍，就怎么拍。”从拍照到成片，只需要一分钟。
高源还记得，20世纪80年代初及之后的十来年，来天安门广场拍照的人非常多，最多时能有百十个人同时排队，风雪天也无阻。从早上国旗还没升起到华灯初上，“拍到最后，手都哆嗦了。”人多的时候，摄影师和顾客得一人踩一把凳子，才能不让广场上众多的参观者入镜。
有一次高源下班骑车回家，总觉得眼睛不对劲，后来发现，自己居然一直保持着“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”的拍照姿势骑了一路。
高源收藏的照片中，有一张让他印象深刻。
这张照片中，左边是一位穿着蓝色衣服的小男孩，右边是一张发黄且有些折损的老照片。而在老照片中，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年轻男子也站在天安门城楼前。
当初拍照时，男孩的妈妈告诉高源，照片中的人，是男孩的爷爷年轻时候的样子。高源听后，没有用“标准”的拍照方式，而是让男孩站在爷爷当年站的位置，摆出同样的姿势，“我故意把人拍得歪了一点”，于是有了这张跨越30年的合影。
从这张合影中，可以看出天安门广场的变迁，天安门城楼如故，门前的马路上多了很多车流。
“有好多人拿着自己或者长辈多年前在这里拍摄的老照片，旧地重温。”高源曾经给一对天津的夫妇拍照，连续十来年，他们每年都会来天安门广场拍一张合影。
四十多年来，高源的镜头见证了时代的变迁。
20世纪70年代，人们穿着“蓝白灰”，再加个“绿”——绿军装。到了80年代中期，人们着装的颜色渐渐地多了。高原有一张是他自己烫了头、穿着黄色的立领风衣，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片，“当时模仿日本电影《追捕》中高仓健的穿搭。”
再后来，就流行“晒”BB机和大哥大了，BB机必须别在显眼的地方。“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富裕，有钱了，有的人一高兴拍十几张。”
再往后，不但穿着五颜六色，表情越来越生动，拍照的姿势也是各式各样。过去拍照时，人们竖直站立，目视前方，“比较严肃”。而现在，蹦的、跳的，跳舞的、拉琴的，各种姿势都有。有不少退休后的老人，穿着各种颜色的衣服，包括旗袍，“就是人们说的中国大妈，她们拍照的时候精神状态特别好，是天安门广场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”
在另一张照片中，一个小伙子单膝跪地，拿着花面向一位穿着蓝色羽绒服的姑娘，风吹起女孩的衣角，五星红旗在他们的头顶飘扬。
高源记得，当时小伙子说要求婚，让高源拍下这一瞬间。小伙子单膝跪地问姑娘，“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姑娘只顾笑不说话，小伙子的脸通红，一群人在旁边起哄，“嫁给他吧。”
从业四十多年，高源也遇到过工作的“疲惫期”，看见红墙“脑袋疼”。他也想过转行，去其他单位试了试，觉得不行，又回到了天安门广场。
后来，“也许是年纪大了”，他喜欢和顾客聊天，听他们讲来天安门拍照的故事，“觉得特别有意思”，他也逐渐觉得，自己应该成为一个记录者，“我拍的是百姓故事，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同样值得记录！”
高源爱和之前的同事安勇一起研究老照片。
安勇是一个老照片收藏爱好者，其中一张他搜集来的照片，他们俩研究了半天。照片中，一位女士身穿深色外套，身后是人民英雄纪念碑。她的左手边是一排小花坛，花坛后面是一排松树。
他们分析，这名女士应该是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南边，“脚下应该就是现在毛主席纪念馆的位置，这张照片是1976年之前拍摄的。”
高源也见过不少天安门的老照片。早在晚清或者民国时期，天安门前就已经有木制的栅栏挡在那里了。他见过一张中山公园的老照片，拍摄的地点是他过去上班常走的一条路。他看了照片，才知道那里曾经有过一座桥，不知什么时候被拆了，“我以为我已经很熟悉那里了，看了老照片，才知道自己对它的了解只是一部分。”
而从高源保留的一张张照片上，能看出天安门广场的变化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国庆时天安门没有花坛，但是会挂起红灯笼和红旗。到后来，城楼上的国旗每天都在飘扬。
高源也用相机见证了不少重要的历史时刻。有一年国庆节，高源和同事们在广场上跳集体舞，一直跳到深夜11点。香港回归时，天安门广场上挂满红灯笼，人们在广场上摇旗呐喊。
还有升旗仪式的变化。由武警天安门国旗班换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那天，高源特地起了个大早，看八名礼号手在天安门城楼上吹响号角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踏步向前，“威武雄壮，现场真是热血沸腾。”
从2000年起，高源开始有意识地用镜头记录天安门广场上的点滴变化：城楼上挂了新画像，水泥的地砖换成了花岗岩的，每年国庆节广场上摆的中心花篮都有不同。
今年最大的特色是增加了水稻、麦子等象征丰收的五谷元素。9月23日，高源发布了一组视频，是他用延迟拍摄记录大花篮架构的过程，“这个过程也值得记录。”
2022年4月，年满60岁的高源退休了。手机拍照的便捷以及天安门地区规划的需要，使得天安门广场摄影师这一角色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。
退休后，高源戏称自己成了老大爷，闲着没事就骑着电动车，背着相机到天安门广场逛逛，然后到附近的胡同里走走，“我现在拍，就是希望后人看到这些照片时，就像我看到老照片时的那种心情。”他也会和几个好友研究北京城的老照片，想着以后如果有博物馆想要收藏，他要把自己拍的这些照片都捐给博物馆，“有个传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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